在离开大塘金村之前，他快步走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探头看了看排污口污水颜色，这里夏天有苍蝇吗?污水处理后氮磷指标多少?在高淳慢城大山村调研农村环境整治成果时，陈吉宁突然要求随机增加一个点：让我看看你们的公厕!从公厕出来，陈吉宁感慨道，蛮不错，使用频率这么多，也没什么异味。
其中，环保部督查提出的51个问题已完成39个。这次的整改方案花去了近三周时间，其间，吕梁市环保局多次与辖区内各县市区环保负责人面谈沟通，并责令分别上报整改方案。
根据山西省环保厅提供的数据，17月份，吕梁市区二氧化硫、PM10等主要污染物浓度比15月份下降了24%。10月中旬，《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吕梁市环保局了解到，被约谈后几个月来，吕梁市对全市范围内的重点工业企业采取了限产整顿的方式，关停取缔了县区范围的土小企业(污染重、规模小、使用土方法生产的企业)，同时加大了生活污水处理管网建设。在山西省环保厅9月22日发布的山西省18月份空气质量排名中，吕梁以环境质量综合指数6.21的成绩名列前三。在被点名的重点县市区及重点企业，市长董岩亲自到现场进行了调研和督促指导。在重拳治理后，吕梁市的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吕梁市环保局文教中心主任李兵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第一份整改方案被驳回的主要原因是环保部认为该方案没有落实到具体问题，整改任务没有拉条挂账，要求吕梁市重新修改整改方案，将具体问题落实到各县(市、区)、各部门，明确整改要求与时限，明确责任人。根据下达的两方案三通知，各县(市区)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县(市区)长为直接责任人，11个市直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则负督促督办的直接责任。中国还通过双边外交努力为直接推动巴黎气候大会成果做足功夫。
这个图景中的核心变化是作为第一排放大国中国的角色、能源清洁革命的可能性和私营部门的行动。美国银行承诺将环境相关业务从500亿美元提高到1250亿美元，并推动灾害投资行动，和私人投资者一起建立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市场。在德国和英国，即使剔除政府补贴，风能也是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英国政府已经考虑取消风电补贴的时间表。同时，也不断有事实表明，发展和减排并不冲突。
谈判进程和案文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但会比2009年谨慎从容，不会出现最后一天需要各国元首协商文件措辞的场景。低碳发展不再被认为是限制经济发展的成本，而有望成为倒逼经济转型，促进创新，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领域。
在2009年哥本哈根之前不断被提到的推迟行动成本更高(TheCostofDelay)、绿色发展(GreenGrowth)等概念，到了2015年已经深入人心。推动政治的终究还是民意。当然，即使所有的国家行动加起来，将本世纪内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还是不乐观的。2011年中国在五市两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在运行三年后，建立全国碳市场的时间表被写入中美元首声明，2017年全球最大碳市场的启动日渐清晰。
在2009哥本哈根会议，中国饱尝误解和指责，如今，中国是当今务实的低碳发展践行者，同时运用更加成熟自信的外交智慧，发挥了全球气候行动领袖的作用。而民意的改变来自于更多的科学事实，不断刷新的气温纪录，即将无冰的北极夏天，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无论穷国富国，都要共同面对。支撑政治雄心的是过去几年能源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将要在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
恐怖袭击的影响也许会分散国家元首的注意力，但毋庸置疑的是，相比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各种场外活动已经为会议奠定了非常坚实、积极的基础。（本文作者为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
然而，2015年的巴黎大会至今中美已经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气候大会开始前一个月前访华，《中法应对气候变化声明》更是触及到对于2050年远期目标，国家目标强度持续深化等谈判核心议题。
这些场外活动展现的是一个非同以往的气候政治经济图景。《中欧》、《中印》、《中英》等双边协议陆续签署。2010年，中国开始在5省8市实施低碳试点，发展到现在的42个低碳试点，已覆盖了全国37%的人口，54%的GDP和54%的碳排放（2013）。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公告中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2015年9月，更有十省市在中美城市峰会上宣布提前实现温室气体达到峰值的目标。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的报告表明，在过去五年中，太阳能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其与化石燃料或核电厂的发电成本差距日渐减小。
法国最大能源公司之一ENGIE决定未来不再新增任何煤炭相关投资。为了实现中国INDC（预期国家资助减排行动）中承诺的各种指标，需要调动大约41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其中的商业、就业和发展机会巨大。
可以说，中国对于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诚意十足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确定的排污费制度，在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呈现出强制性不足、环保部门执法权有限、地方保护等问题，不仅导致排污费不能足额征收，而且没有发挥应有的杠杠作用。
如此，才能让这部法律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为我国绿色财税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树立一个标杆，法律的实施才能为我们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如果环保税税收成了地方财政的提款机，就和设立这一税制的目的完全相悖。
当然，环保税法不能是简单的费改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6月，在重新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环保税法被新增为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环保税最早由英国的庇古提出，后来被西方发达国家广泛接受。如果环保税只是照搬排污费政策，就无法实现税法的行为调节功能。
这就难防有的地方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提高税率，取得更多财政收入，却不用于环保。据新华社报道，目前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正在进行最后完善，最快年底前由国务院审议通过，明年上半年草案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根据通行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环境者的税负与污染程度相关，税额应与环境恢复的费用大体相当。在环保领域，以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是国际惯例。
另外，征求意见稿中也没有对税收使用方式进行规定，这就意味着，环保税收会纳入一般财政预算，整体上进行统筹使用。还需指出的是，由于环保税立法涉及面广，立法难度较大，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建议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按照立法法的要求，提前介入起草工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186.8亿元，这些费用能否满足当年污染治理的费用，值得打一个问号。而在今年6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环保税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恰恰没能体现行为调节这一环保税应当发挥的核心功能。如能将排污费改成环保税，法律刚性和强制性更强，也能更好地发挥刺激企业污染治理的作用，促使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提升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自觉性。比如，没有完全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环保税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环保费改税。而根据通行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环境者的税负与污染程度相关，税额应与环境恢复的费用大体相当;如果行为主体没造成污染，则不应对其收税。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治理难题，我国也开始接受这一理念。由此，污染者缴纳的税，很可能小于污染治理成本
前十月全市共淘汰老旧机动车31.3万辆，提前超额完成淘汰20万辆的年度目标任务，三年累计淘汰116万余辆，目前基本实现道路上无黄标车行驶。未来三年，市政府决定向城市南部区域大气污染痼疾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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